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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密只知唐朝贞观之治却不知明朝也有个盛世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7:43:26 阅读: 来源:酚醛防火保温板厂家

解密:只知唐朝贞观之治 却不知明朝也有个盛世!

明朝历代帝王里,在位时间第二短的,当属朱棣的儿子,登基仅八个月就英年早逝的明仁宗朱高炽。

这位皇帝比较出名的,就是他的仁慈:赦免了大批永乐时代获罪的“建文遗臣”,包括方孝孺等殉难臣子们的幸存家属,都重新落实政策安排抚恤。并多次拨出专款专粮,给平民百姓发补贴。执掌天下八个月,好事做了一箩筐。确实当得起一个“仁”字。

而《明史》给他的称赞尤其高,甚至大胆假设说,如果他能够多活几年,必然开创一个超越历代的伟大盛世。那些史官们之所以敢这么写,当然不是信口开河。而是因为,一个大明王朝的黄金时代,确是由他亲手开启:仁宣之治。

说“仁宣之治”超越历史,最重要的一条却是:这是明朝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期,明王朝完成了治国模式的一次完美升级。之后两个多世纪里,明王朝的政治经济运转,更都在“仁宣之治”确立的轨道上前行。

开启这个变革时代的,是英年早逝的明仁宗,而真正完成这个业绩的,却是他的长子:继承帝业的明宣宗朱瞻基。

一:天子崭露头角

明宣宗朱瞻基的出生很有意思,他生于洪武三十年(1398年),当夜还是燕王的祖父朱棣忽做一梦,梦见明太祖朱元璋赐予他大圭。朱棣正在梦中乐呵着,小朱瞻基呱呱坠地了,乐醒的朱棣连忙去瞧孙子,越看越喜欢,当场称赞说:“这孩子就是大明朝的福分啊!”

从此以后,对这个孙儿,朱棣一直疼爱有加。永乐九年(1411年)十一月,十三岁的朱瞻基被册立为皇太孙,成为大明王朝再一代合法继承人。太子尚健在就指定太孙,明朝历史上,这是唯一一次。

从此以后,对朱瞻基的成长,朱棣便操碎了心, 除了学业要求外,好些教育项目,朱棣还亲力亲为,手把手带孙子锻炼:早先还是带着孙儿时常外出游猎,后来干脆带上战场,一起陪着打仗。而朱瞻基也没让祖父失望,学业进步极快,而且武功练得好,文化水平同样高,诗词写得好,还精通书法绘画,典型全面发展的好学生。

但真正令祖父朱棣感到欣慰的,却是他十六岁那年的一件事。正是这件事令朱棣认定,这个他一直给予厚望的孙儿,果然没有变成啃书本的呆子,相反已初具独当一面的才能。

这件事,发生在永乐十二年(1414年),著名的忽兰失温战役期间。

当时朱棣御驾亲征瓦剌,也命已是皇太孙的朱瞻基随行,继而忽兰失温血战,明军一举击溃敌军,孰料一个不留神,督战的朱瞻基遭瓦剌反扑,居然深陷重围,险些给抓了俘虏。

而年轻的朱瞻基,第一次体现出过人的能力,临阵毫不慌乱,反而镇定指挥,从容周旋,终于等来了援兵,有惊无险脱困。

在朱棣眼里,孙儿朱瞻基的这番表现,与这场胜利有着同样意义:这个十六岁的孩子,在祖父面前完美表现了过人胆气与卓越能力。多年的苦心培育,已然开花结果。

而在常年的宫廷斗争中,朱瞻基的另一样本事,也同样悄然升级:权谋心机。要说他这本事的形成,却是实战锻炼:拜永乐年间的争太子风波所赐。

自从父亲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,朱瞻基的几位叔父,就没一天消停过,尤其是二叔朱高煦,最张狂的时候,甚至还当众羞辱朱高炽,行为极其恶劣。

对于这些凶险的考验,他爹朱高炽是老实人,一度给吓出毛病:一次朱棣听信朱高煦谗言,张榜申斥朱高炽,吓得朱高炽立刻卧病不起,《明史》里记录说,脸都给吓蓝了。就是在这样的凶险环境下,年轻的朱瞻基,常挺身而出,用行动保护父亲。

最著名的一个事件,发生在一次祭陵时,当时朱瞻基陪父亲一道,与叔叔朱高煦去祭陵,朱高炽天生残疾,走路一瘸一拐,朱高煦看了就在旁边嘲笑说:“前人蹉跌,后人知警。”这话说得特缺德,既笑话朱高炽,更暗含警告:大哥你留神点,摔倒了可有弟弟我呢。

但没想到,朱瞻基不紧不慢回了一句:“更有后人知警也。”这话说的更有水平:叔叔你不用管闲事了,我爹倒了还有我,照样没你什么事。朱高煦闻言当场大惊!

这个侄儿,比大哥更难惹!

永乐二十二年(1424年)七月,明成祖朱棣病故于北征归途上,明仁宗朱高炽顺利即位,谁知不到八个月,明仁宗英年早逝,局面骤然再变:受封乐安且手握重兵的朱高煦,终于露出了獠牙:老爹的反不敢造,大哥的反没来得及造,侄儿的反,说什么也要造!

所以自从洪熙元年(1425年)七月,朱瞻基登基后,朱高煦就一直找茬,先狮子大开口,不断向朝廷要封赏,同时招兵买马,准备作乱。然而朱瞻基的反应,却出人意料软弱,基本是叔叔要什么,他就给什么,甚至还亲笔写信,大力表扬这位气焰熏天的叔叔。

眼看朱瞻基越发软弱,朱高煦反而更来劲,到了宣德元年(1426年),朱高煦更闹出大动静:派部下枚青入京,游说名将英国公张辅,企图起兵作乱,谁知张辅不傻,立刻将枚青绑了检举揭发。这下双方摊牌,朱高煦大张旗鼓,发檄文传天下,借口朱瞻基身边的文臣夏元吉等人是“奸臣”,声称要“清君侧”,公然发动叛乱。全照着他爹朱棣“靖难”的样子学。

原来朱瞻基之前的软弱,原来是给叔叔放个圈套,目的就是放线钓鱼,是年八月,朱瞻基御驾亲征,亲率大军讨伐朱高煦,结果大军包围朱高煦老窝乐安,还没开几炮,朱高煦就全军哗变,吓得朱高煦穿一身白衣服,慌不迭的跑出来请罪。一场看似阵仗大的叛乱,就这样轻松平定。

平叛成功后的朱瞻基,后续事务更处理得聪明,只重办了六百多人,其他几万将士大多赦免。而一直和朱高煦有勾结的赵王朱高燧慌忙投诚。朱瞻基也宽大处理,除了削掉赵王兵权外,并未废除王号。如此一来,人心大定。自作死的汉王朱高煦,先被朱瞻基囚禁,谁知他还继续作死,竟在朱瞻基探视的时候耍横,气的朱瞻基忍无可忍,终于把他处死。

而对朱瞻基来说,这场轻松平定的叛乱,更好似一个特殊的舞台:二十八岁的年轻皇帝,完美表演了一番自己的心机手段,整治了旧敌,更展现了威风。料理完这个麻烦,就该放手治国了。

二:反贪大风暴

比起太爷爷朱元璋来,朱瞻基运气好太多,接盘过来的,是一个国力强盛,四夷宾服的好家业。

但也不是没有问题,比如南方的交趾战争,从永乐年间起,总是平定完了再打,来来回回折腾多次,朱瞻基上台后二话不说,果断从安南撤军,允许安南建国,成为大明属国。这事办的对不对,到今天依然有争议。但事实却是,当时明朝迁都北京,战略重点也在南方,安南战事牵扯大批军队军费,实在拖不起了。朱瞻基的抉择从当时看,可以说是当断则断。

而且就当时明朝来说,有一个更凶恶的敌人,其实比安南的战事甚至北方的蒙古部落侵扰还要可怕:腐败。

明宣宗年间的腐败问题,严重程度不在于贪了多少钱,而是贪腐的重灾区,竟变成了朱元璋苦心设立的反贪部门:都察院。

明太祖朱元璋,深恨贪污腐败,为此设立了都察院制度。都察院的御史们,官职极小,权力极大,七品的芝麻官,在中央可以弹劾重臣,在地方更可督查官吏。反起腐败来,素来简洁高效。

但日久天长,这制度就出了问题:御史们可以查百官,可是没人来查御史,渐渐贪官们也摸清了门道,一开始还是贪官收买御史,后来竟发展成御史朝官员索贿,风气越发恶劣。

这其中最典型的,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,身为都察院的一号人物,到朱瞻基在位时,已经贪到地球人都知道,这人收贿赂还极讲学问,自己不出面,全由儿子刘福代理,他这儿子除了替老爹收钱外,还包揽词讼,是京城出名的“腐败经纪人”,爷俩一对活宝。

明朝的吏治状况,自然迅速恶化。当时京城的大小酒楼,生意都特别热闹,公款吃喝极其普及,宴会整夜不停,大小官员招妓做乐,甚至竞相攀比奢华,歪风邪气全国刮。就拿一度闹得焦头烂额的安南战事说,以安南叛乱者“权署安南国事”黎利自己的深情回忆:倘若明朝派到交趾的官员,人人都能清廉,我又怎么会造反呢。

于是忍够了的朱瞻基,决定下狠手了,和早先治朱高煦一样,这次还是引蛇出洞:宣德三年六月,借故贬刘观去督查河道,风声一放出来,各路御史为了邀功,纷纷上奏弹劾,这下朱瞻基顺水推舟,立刻逮捕刘观父子,然后数罪并罚,判了充军辽东。这个明朝永乐末至宣德初年的最大巨贪,就此倒台。

接替刘观职务的,就是清官顾佐,事实证明朱瞻基很会看人,这位新任的顾大人,既是著名清官,更是著名狠官,行政恪尽职守,为人孤僻自傲,平日里除了工作往来外,从不和同僚交流,官场绰号“顾独坐”。堪称官场独行侠。独行侠出马,立刻横扫一片:不到一年,就撤了四十三个御史,又选拔增补了多名清廉干才,烂透了的都察院,就此生机焕发,再度撑起反腐重任。

都察院靠谱了,紧接着官场大震荡,大批铁面御史们积极活动,不出几年,明王朝吏治一片清明。这事的好效果,朱瞻基本人也得意,一次更给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夸耀说:“当年要是不重办刘观,官场风气哪能这么好?”

但即使这样,明宣宗还是不敢怠慢,又在制度上做了个修正:都察院选拔御史,以后要由都察院定名单,写明其具体事迹,然后交付吏部审核,一旦御史出问题,推荐人和审核人,都要一道办罪。这样一来,吏部和都察院之间,既要互相盯,出事更要连带陪绑,御史的准入标准,一下严格起来。

三:经济大改革

明宣宗重手整顿贪腐,目的不仅仅是整人,而是因为此时表面富庶的明朝,经济危机却也浮出水面。

这事说到底,还是明朝的货币制度闹的,明初的货币制度,是铜钱与纸币(大明宝钞)并行,但纸币贬值太快,经常性通货膨胀,从朱元璋在位时期就发生,一直到宣德年间,通胀越发厉害。二是欠税问题,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,一是由于江南地区税重,二是迁都北京后,运输成本增长,百姓负担加重,所以自从永乐末期开始,就经常性欠税。

当年朱元璋对付这个问题,方法是简单粗暴,但凡物价涨了,就认定是地方官有贪腐,立刻就砍一群人。闹得好些官员,一听说东西涨价了,竟吓得要上吊。

可杀来办去,就是杀不下物价。朱瞻基不杀人,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,是倚重了一位经济牛人:明初杰出经济学家夏元吉。

作为永乐年间的财政大管家,夏元吉的本事自然不凡,若不是他在后方精打细算,也撑不起永乐大帝七下西洋五征漠北的风光大业。而这次面对越发严重的物价问题,他也再出狠手:一是把食盐价格和宝钞挂钩,用盐作为纸币准备金。二是多回收宝钞,少发宝钞,第三招则配合反腐败,官员每受贿一两银子,则罚一万贯宝钞。这招有学问,明朝当时禁用金银货币,这样一罚,等于是把宝钞价格和金银挂钩。三招齐下,物价果然稳定。

而比起通货膨胀问题来,欠税问题,却更难办。这事从根本上说,还是由于朱元璋当年愤恨江南人民支持张士诚,设立了重税制度。但这条“祖制”却轻易碰不得,碰了是死罪,不碰解决不了问题,进退两难。

这个难办问题,并非夏元吉亲自解决,稳定物价的事,已耗尽了他人生最后的能量,他于宣德五年(1430年)过世,然而在此之前,他却已经物色到了一位解决这问题的人选:周忱。

在这之前,周忱可谓默默无闻,他永乐二年(1404年)就中了进士,但这以后,仕途就一片黯淡,虽然也做到了刑部员外郎的职务,却一直毫无建树。

没建树的直接原因,还是有人压他:夏元吉。这倒并非俩人有过节,相反夏元吉深知此人才干,但每当有升迁机会,却全被夏元吉破坏掉,理由也是一致:这个职务太平常,根本无法发挥周忱的才干。如此一来,光阴蹉跎,直到宣德年间,周忱的官职,还是原地踏步。

作为老成谋国的能臣,之前的这一切,其实也是夏元吉对周忱的考验,当看到周忱一如既往,毫无抱怨后。夏元吉终于确认:他,就是解决这个大难题的不二人选。

宣德五年(1430年),经夏元吉以及大学士杨荣的举荐,周忱获任江南巡抚,开始直面这一挑战,一开始就出师不利,到任后想尽办法,不但毫无成效,当地势豪大户还趁机作梗,外加天公不作美,江南闹水灾,结果一番折腾,反而落下了个绰号:周白地。

但周忱心态好,听了绰号也不急,反而自嘲说:“今天叫我周白地,来年我叫谷满地。”相当信心十足。接下来果然如此,经过失败的周忱,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:虽然祖制不能动,但具体细节可以灵活掌握。老百姓的赋税,先前分为俩块,一是应交田赋,二是运输费,也就是“损耗”,田赋既然不能减,那就在损耗上做文章,有钱的多交,没钱的少交,这样负担大大减轻,税收效率也提高。这个著名的法令,就是“平米法”。

这样一调整,效果果然大好,不出几年,江南地区的欠税全面交清。而后周忱再接再厉,又在正统年间,首创了“金花银”制度,也就是把应交的粮食,部分折合成银两征收,这个重要的改变,后来更变身成一个重大的改革:一条鞭法。

这几项改革一推广,江南的局面立刻不一样,不但老百姓负担减轻,税收增长,周忱更从税粮中拿出多余部分,设立了“济农仓”,在他任上,“济农仓”遍布江南大地,不但用于赈济救灾,甚至商业贸易,创业贷款,都可从中告贷。而在当时明朝,这些“济农仓”更有一重大作用:几次明王朝遭遇重大变故,以至钱粮短缺时,基本都是从江南“济农仓”调钱粮补充,特别是后来的土木堡惨败后,正是江南的钱粮输送,帮助明朝打赢那场卫国战争。周忱,也真正兑现了他到任的承诺:江南大地,已是一派家家户户粮满仓的繁荣景象。

周忱能办成这事,还是和本事有关,他不但眼光准,管理水平更是高,最有名的一个绝招,就是会筹算。特别是每次运送钱粮时,哪天刮风下雨,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一次有官员谎称江面遇风暴翻船,企图私吞税粮,周忱立刻驳斥,说那天你说的地方是晴天,哪来的大风?办事更是高效,《明史》说他“素乐易”,也就是擅长用最简洁方法,解决最复杂问题。这位能臣宣德五年(1430年)担任江南巡抚,任职长达二十年,是整个明朝历史上,在一地任职时间最久的巡抚。

也同样是在宣德年间起,“巡抚”这一早期的临时性官职,也日益常态化,成为诸多省份的固定职务。地方行政的事权因而统一,办事也日益高效起来。

四:内阁的进化

仁宣之治的另一个重大改革,就是大明朝的内阁制度。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,朱棣设立了文渊阁,里面这些跑腿的“大学士”,虽然品级只有五品,干的也是秘书活,其实却开始担起丞相的职责。大明朝的内阁制度,从此开始建立。

到了明宣宗在位时期,内阁制度最重要的俩个演变,则在他手里完成:一是“置僚属”,朱瞻基在内阁增设了俩个机构:诰敕房与制敕房,而且皆设“中书舍人”,这就意味着,原先只是秘书身份的大学士们,这下也有了自己的秘书班子,而且这些秘书班子的人选,都由大学士们选定,连执掌人事权的吏部也无权干涉。实力大大增强。

而更重要的一个变革,则是内阁有了“票拟权”,也就是国家大事,再也不是皇帝亲力亲为,相关奏折送过来,主要由内阁成员拿出批复意见,并拟定草稿送皇帝审阅,即“票拟”。这样一来,实力强大的内阁,实权彻底压倒六部,成为整个政府运转的发动机。

当然在宣德年间,“票拟权”并非内阁专有,像夏元吉,蹇义这些六部尚书们,也时常参与票拟。内阁真正垄断票拟权,还是在明宣宗过世后,当时即位的明英宗朱祁镇年幼,外加蹇义等六部老臣早已作古,内阁才真正成为“票拟”的专有者。

而在明宣宗执政时期,明朝的内阁,也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团队,这就是赫赫有名的“三杨”内阁,三杨,既杨荣,杨溥,杨士奇三位重臣。宣德年间的内阁大学士里,早期的黄淮年老退休,一度入阁的张瑛与陈山表现太差,没多久就调走,十年里始终操持国家运转的,就是这三位。

而就才能来说,“三杨”每一位单独拿出来论,未必是明代大臣里最强的,但组合在一起,却极其互补:杨士奇为人宽厚,善于调处关系,而且精通谋划,属于三人里的核心人物,杨溥学问精深,操守清廉,为人低调,办事认真。是三人中的行政干才。杨荣则多谋善断,精通军务。论处理国家大事,着实各有一套本领。

而且这三位重臣,论脾气秉性,其实一度也不和谐,比如杨荣这人恃才傲物,还常收贿赂,甚至多次出言中伤杨士奇。但明宣宗有水平,多次想法调处三人关系,外加杨士奇此人很会来事,擅长调和矛盾,因此总的来说,国家大事方面,三人还算团结,好些难题面前,更是通力合作。换句话说,仁宣之治的十年,首先来自这三人的齐心协力。

五:明朝盛世粉墨登场

而就帝王心术而言,明宣宗的统治方式,也和前几代帝王大不相同:他本人就以“敬礼大臣”著称,而更大的进步是,自“仁宣之治”开始,明王朝立下规矩,除了谋反等大罪外,其他一切罪过,禁止实行连坐法令。死刑等重刑的审核也更加严格,大明王朝的司法,真正开始文明化。

而在处理群臣关系上,明宣宗更匠心独运,他常用的办法,就是写诗。喜欢把各种国家大事的观点,整理成相关诗文,臣子们不但要学习领会,更要对诗唱和,如此诗文往来,明朝早期诗歌的一大流派:台阁体诗,也因此进入繁荣期。立国后长期紧张到恐怖的君臣关系,更从此其乐融融。

而且作为一个帝王,明宣宗更有极其亲民的一面,早年祖父培育他时,就常带他访问农家,而在登基为帝后,这也成了他的习惯,甚至还多次微服私访,探访农家艰辛。也因此出台诸多惠民政策。老百姓的负担,也因此减轻,经济迅猛发展。

而在这诸多艰难的更革转型中,大明王朝的综合国力,也更加蒸蒸日上。明朝的国民经济稳定增长,政府储备增加,仅福建一个丁州府的存粮,竟然足够当地官军支用百年,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,更从南方推广向北。更骄人的成就是手工业,比如纺织行业,明初的时候,就连江南这样的纺织中心,也只是城里才有,而到了宣德年间,却扩展到乡镇,比如吴江县这些县城里,都有乡民从事这行业。陶瓷业也更发达,著名的“青花瓷”正是宣德年间出产,而且瓷器产业重镇,除了传统的景德镇外,更向大江南北扩展,冶炼业的进步更惊人:宣德年间的最高铁产量,达到了8329000余斤,是永乐年间最高数值的六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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